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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9日，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对着电视机前数百万观众讲了一个段子，调侃的是普林斯顿学者钱卓（Joe Z. Tsien）的一项研究突破，这项研究让这位默默无闻的助理教授一夜成名。钱卓通过基因工程让老鼠可以更快地学习和适应环境变化。莱特曼用“天才小鼠”开玩笑，向钱卓的成就致敬，他说：天才小鼠撰写的十佳学期论文包括《关于猫为什么这么讨厌的社会研究》，还有《智斗捕鼠器：只需迅速摘下奶酪》。
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卓不再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和其他数百名美国大学的科学家一样，成了联邦政府打击中国窃取美国研究和专业知识的对象。钱卓受雇于奥古斯塔大学乔治亚医学院（the 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 at Augusta University），他主要的资助机构之一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这两家机构指控他未披露在中国的岗位和经费，也未披露参与“千人计划”一事——这是中国一项报酬丰厚同时也颇具争议的人才项目。奥古斯塔大学乔治亚医学院撤销了钱卓讲席教授的头衔，将他重新分配到一个较小的实验室，并且不让他将转基因小鼠交到上海一位想要做研究的教授手里。
今年59岁的钱卓是归化的美国公民，他并未受到任何犯罪指控。但2019年10月，他即将前往中国探望生病的父亲之时，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土安全部（DHS）的工作人员在亚特兰大机场没收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两部手机。奥古斯塔大学认为钱卓是在未申请休假的情况下旷工，便不再支付他工资。一个月后，钱卓辞掉了工作，并以就业歧视为由起诉了学校。由于担心被捕，他至今未回美国。
有人批评联邦政府的整肃行动给一些研究人员设下了圈套，这些研究人员并未偏离常规的做法，他们供职的大学对他们在国外兼职也知情或应该知情。在钱卓的讲述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受害者。对误导学校和联邦当局的指控，他予以坚决否认。乔治亚大学系统（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表示，处罚钱卓是出于“合理、非歧视、非报复性的原因”。但钱卓则说，他被当成靶子是因为他是华人。他写道，联邦工作人员和医学院对待他的方式令他“更加理解犹太人在希特勒纳粹统治下的苦难和感受”。
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站在钱卓这一边。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托马斯·苏德霍夫（Thomas Sudhof）说：“（钱卓）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训练有素，非常有创造力。”二人相识已有20年。“我相信他100%是诚实的。有时候他有些过度热情，可能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但他不太可能做出任何违反科学界行为准则的事。”
而奥古斯塔大学的记录、中国媒体的报道、中美法院晦涩的法律文书，以及钱卓与两国朋友和同事的对话，则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这些记录显示，钱卓远不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无辜，他隐瞒了一些重要的行为，包括他曾用美方资助的研究在中国寻求申请专利并从中获利。
在这些资料的记载和钱卓同事的评价中，他在中美两国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外来者，是野心家也是梦想家。没有迹象表明他是为了帮助中国或中国政府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他的目标似乎是与个人相关的：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上一层楼。
钱卓的职业生涯经历了美国高校与中国关系的各个阶段。在美国大学渴望吸引中国学生并与中国机构合作时，钱卓的事业蓬勃发展；那时候美国学校想要像钱卓这样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来做指导。然而，当美国把中国视为经济威胁时，这些曾经被美国学术界盛赞为富有成效的合作，也被当作“职责矛盾”（conflicts of commitment）而受到谴责；同时，钱卓爱钻空子、影响自己前程的行为也惹下了麻烦。
在黯然离开之前，钱卓的职业生涯在神经学界已属命途多舛。钱卓才华横溢、颇有魅力，但容易被人冒犯；别人对他的主意有什么想法，他漠不关心，往往会疏离那些他最应该好好打交道的、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行政人员。说到底，比起人际交往，钱卓更善于和小鼠打交道。
了解钱卓的人说，他不善于捕捉人情事故，这可能源于他动荡不安的童年。伴随钱卓童年的核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为了强行塑造纯洁的意识形态而发起的残酷运动。钱卓的父亲是一名职员，母亲是会计师，他们一家人当时被迫从常州市迁往一个小村庄生活。
“我们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没有政治手腕，”钱卓的一位老朋友说，“不只是他，我也一样，缺乏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本领。”这位朋友要求匿名。
不过钱卓还是尽量利用环境带给他的东西。在乡间漫游的他“开始着迷蜻蜓是如何在飞行中突然悬停在半空，还有蚂蚁如何辨认方向、寻找食物，然后找回自己家”。
钱卓在一家纺织厂为员工子女开办的学校读了高中。学校并不拔尖，但他在课后补习数学和物理，并通过全国高考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生物系读大二时，钱卓在一家神经生理学实验室帮忙。那里有一台示波器可以将鸽子的神经元发送的脉冲转化成“噗噗”声，钱卓听后感到“被大脑的奥秘深深吸引”。1984年毕业后，他担任一个啤酒发酵项目的研究助理。“我每天的职责就是晚上往酒里加酵母，早晨品尝啤酒。”项目给员工休息时间从宿醉中恢复过来，而钱卓利用这些时间学习英语，并申请了美国的学校。
1990年，钱卓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随后他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坎德尔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后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跟随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当时利根川进已经是诺贝尔奖得主了。1987年，钱卓与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结了婚，他们育有两个儿子；2011年，两人离婚。
在哥大和MIT，钱卓通过操纵小鼠大脑的基因来研究记忆和学习。他创造了一种方法来删除大脑中对记忆至关重要的一个区域里的特定基因，没有了这个基因的小鼠变得更健忘。这是钱卓的第一项突破。
1997年，钱卓前往普林斯顿任职。在那里，他改变了研究方法：他重点研究可能与记忆相关的NR2B基因，并把这个基因注入小鼠。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期。1999年8月，钱卓宣布他创造出了一只更聪明的小鼠，并借用美国电视剧《天才小医生》（Doogie Howser, M.D. ）中主角的名字将小鼠命名为“杜奇”（Doogie）。他的研究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纽约时报》、ABC新闻、BBC和其他媒体也赞扬他的成就，《科学》杂志将他的研究评选为1999年十大突破之一。
中国也注意到了钱卓的成就。2011年，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授予他30万美元，表彰他“在学习和记忆方面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以及“促进华东师范和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生物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后，钱卓与华东师大进行了研究合作，后者报销了他的差旅费。他的离婚文件显示，2002年学校在上海为他提供了一套1200平方尺（约合110平米）的公寓。他在上海时就住那栋公寓，他父母也住在那里。他还把华东师大的一些教师和学生介绍到普林斯顿访学。
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对他“获得母校的重要认可”表示祝贺，还在一次毕业典礼上赞扬了他的工作。钱卓获得了蒂尔曼的赞誉，还在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受到关注的文章，他2004年评终身教职时似乎志在必得。但是，据要求匿名的教职员工说，评选过程中争议颇多（该过程是保密的）。分子生物学系的许多同事都支持钱卓，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他夸大了研究成果，对教学不够上心。钱卓则说学生对他评价良好。
钱卓认为，他的导师坎德尔和利根川进对他评价不好（普林斯顿大学可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钱卓在MIT开始对小鼠进行基因改造，利根川进对钱卓发表文章时没有把他列为共同作者感到不满。此外，钱卓将转基因小鼠从MIT带到普林斯顿并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也违背了利根川进的意愿。
利根川进1999年对《纽瓦克星报》表示，钱卓是在MIT工作期间开始做这个项目的，“MIT至少拥有部分所有权。在一个实验室里创造的东西通常都属于这个实验室......我认为（钱卓）不大容易共事，不大有合作精神”。ProPublica联系到利根川进时，他拒绝置评。他在邮件中写道：“钱卓多年前离开我的实验室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钱卓表示，利根川进并没有功劳，而是嫉妒自己成就。坎德尔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教职人员说，他们对坎德尔和利根川进反对钱卓一事有所耳闻。其中一位表示：“（钱卓）似乎总是一开始与重要人物关系很好，但最终又让这些人感觉受到他某种形式的背叛。”
钱卓最终没能在普林斯顿拿到终身教职，这对他打击巨大。“我尝到了为自己的成功所累是什么滋味，”他说。多年后在乔治亚，钱卓仍怀念着他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并在转基因小鼠的笼子上绑上了画着普林斯顿吉祥物老虎的气球。
尽管没能留在普林斯顿，但钱卓的成果令他收获了许多高校的青睐。为了吸引钱卓来做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药理学项目主任大卫·法布（David Farb）承诺为钱卓提供“非常高”的薪水、一个新装修的实验室，并让出原本拨给法布自己的研究经费，至少有75万美元。
“我当时骄傲极了，”法布说，“人人都说，‘不敢相信你从普林斯顿招募到了像钱卓这样的人。’”
但在那之后，钱卓与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行政人员发生了争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争议的焦点是，养育实验小鼠的费用有多少应由波士顿大学承担、有多少应由钱卓由NIH取得的经费支付。钱卓指责波士顿大学的管理人员种族歧视，这更加剧了紧张关系。而法布对钱卓的说法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指控）很没水平。”
动物实验委员会对钱卓提出批评，认为他把小鼠留在实验室太久了，没有及时把它们送回活体箱。“他当时很有名气，”法布说，“他觉得，‘这些人为什么要为这么点小事来烦我？’”法布提醒钱卓提高警惕，并任命了一位合规人员来监督钱卓的实验室和开支。
法布表示，这些矛盾让他“感觉很难受”，“我以为他是一名好的教职员工。就我个人而言，作为项目主任我招募了这么一位花钱如流水的员工，也让我饱受指责。那些曾鼎力支持聘用（钱卓）的人改变主意了。”
钱卓表示，他和波士顿大学管理层的分歧“很小”，他并不记得个中细节。关于实验小鼠的问题，他说小鼠必须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留在神经记录室里几天时间，来观测其长期记忆。他说，动物实验委员会在几周的时间里扰乱了实验，“这件事留下了很不愉快的记忆。”
钱卓经常去上海出差，这可能也加深了同事的不满。他的实验室里有许多研究人员来自中国，并受到中国政府资助。法布对这种关系也存有顾虑，但他认为总体而言这对学校是有利的。
法布说：“我看到发表的论文时，会希望厘清‘这是药理学系的成果’”还是华东师大上海研究院的成果呢？钱卓在这所研究院指导过教职员工。“我不知道。实验用的是同样的小鼠吗？当时没人提出这些问题。也许它们完全是两回事。没人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当时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的，（钱卓）为我们搭起了通往中国一家大型实验室的桥梁。有才华的人自己带着经费来到我们系。我有什么立场提出异议呢？除了对（钱卓）说‘恭喜你，招你来真是太对了，你有四笔来自NIH的大经费’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是欣赏他的，但有人不欣赏他。”
乔治亚医学院成立于1828年，是该州州立大学系统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医学院之一。了解到钱卓的不满情绪，医学院在2007年将他招至麾下，并给他开出25万美元的薪水、250万美元的研究启动资金，以及每年最高30万美元来支付1100到1200个实验小鼠笼子的费用。最关键的条件是乔治亚研究联盟（Georgia Research Alliance）承诺提供1000万美元，这是一个由州内领导人创建的非营利机构，旨在通过科学发现来促进经济发展。联盟出资360万美元建了一座实验室，包括八个记录室，来监测小鼠的大脑活动。
钱卓被乔治亚研究联盟评为杰出学者之一，并被任命为乔治亚医学院新设立的大脑和行为发现研究所的联合主任。他还获得了资金来聘用三名初级和三名高级教职人员。在他与实验室相邻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籍、奖状和纪念品，其中包括一个笼子，里面有一个用电池供电的毛绒玩具小鼠，红色的眼睛会眨动，代表那个让钱卓声名远播的发现。
乔治亚研究联盟还提供了100万美元，用于在中国研发转基因猕猴种群。钱卓计划在猴子身上复制他关于智力和记忆的实验，从进化学的角度而言，猴子比小鼠与人类的关系更近。但是在美国很难获得对灵长类动物进行基因改造的许可。于是，钱卓计划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灵长类模式动物中心将基因注射进猴子体内。之后，他希望将一半的猴子运到乔治亚，研究联盟已经同意拨款50万美元建立第二个猴子种群，以进行更多的实验。钱卓说，西双版纳灵长类模式动物中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其历史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
乔治亚医学院对这个国际项目给予了支持。“我们相信（钱卓）在中国的努力将惠及双方，”时任院长道格拉斯·米勒（Douglas Miller）在2010年对中国自然基金会写道，“因此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钱博士（在西双版纳）的合作研究项目。”
钱卓在中国的人脉也帮助了医学院的其他教授。他的两名同事已经证明姜黄素（即咖喱粉中的一种黄色物质）能够帮助治疗脑出血。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障碍，那就是姜黄素在胃里不容易吸收。其中一名科学家说：“你必须吃大量的咖喱才能得到好处。”钱卓帮他们与华东师大的研究人员取得了联系，后者制作出更容易溶解的姜黄素化合物。华东师大和奥古斯塔大学共同为这项发现申请了专利。
奥古斯塔大学时任校长里卡多·阿齐兹（Ricardo Azziz）非常重视钱卓在中国的人脉关系。和当时许多校长一样，阿齐兹很希望在中国打开局面，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吸引国际学生。他找到钱卓，和他谈了建立一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的目标，并请他给予帮助。钱卓随后开始和中国的同事建立联系，为阿齐兹与他们会面铺平道路。
在随后几年里，钱卓三次陪同阿齐兹到访中国。阿齐兹回忆道，关于哪些做法能够对学校有利，钱卓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建议，“他最关注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利益。”钱卓充当翻译和文化向导，保证校长不会出洋相。在钱卓的建议下，阿齐兹给接待方准备了礼物，比如带有学校标志的咖啡杯和帽子——但不能送钟表，因为这在中国是不吉利的。阿齐兹觉得正式晚餐场合提供的那些昂贵的筷子太滑了，钱卓就随身携带一双便宜的一次性筷子。当他觉得没人注意时，就换给阿齐兹。
“筷子外交”取得了成果。2014年，医学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合作让孔子学院开进了奥古斯塔的校园。孔子学院的部分资金和人员由中方提供，不仅教授针灸和其他技能，还提供武术和中国音乐课程，并赞助中秋节活动。
钱卓一心专注于脑科学研究，没有中医学方面的知识，他并没有打算当孔子学院的创始主任。但由于阿齐兹找不到其他人，钱卓勉强接受了任命。他的第二任妻子（她在华东师大协调拨款时两人相识）成了孔子学院的全球事务协调员。此外，奥古斯塔和华东师大在2016年还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友好合作”协议，计划进行学生和教师交流、联合会议和文化活动。
钱卓的才能也吸引了美国陆军的注意。于2001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陆军研究和实验室管理主任的约翰·帕门托拉（John Parmentola）希望加强陆军的神经科学研究。2007年，钱卓为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撰写了题为《记忆密码》（The Memory Code）的封面文章，帕门托拉阅读这篇文章后邀请钱卓到陆军的一场科学会议上发言。随后，钱卓出现在由帕门托拉的办公室出资制作的一段视频中，视频名为“科学的胜利”，讲的是研究对于军队的重要性。由于钱卓和帕门托拉的关系，美国国防部资助了钱卓关于爆炸伤害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大脑影响的研究。
帕门托拉说：“他显然富有天赋和才华，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这样的人、能有如此重要的成果。”
在医学院的办公室里，钱卓骄傲地摆着帕门托拉送他的一枚硬币，是他在陆军会议发言的纪念币。即使是在中国，钱卓也无法掩饰对美国的喜爱。对着面露不悦的中方官员，钱卓大加赞扬美国的自由，特别是投票权和持枪权。他已经收藏了十几支枪，有手枪、霰弹枪，还有一把前苏联古董步枪。在周末，钱卓喜欢到射击场打靶。
钱卓对中方管理人员说：“（在美国）永远不用担心政府会找你的麻烦。”
和钱卓一同前往中国的肖恩·文森特（Shawn Vincent）感到，中方人员“变得有些不悦”，文森特当时在奥古斯塔大学附属医疗系统担任负责伙伴关系的副总裁。“能看出来政府人员面面相觑...... 他们瞪大了眼睛。我觉得（钱卓）不大识趣。”而对于文森特的提醒，钱卓一笑了之。
尽管钱卓作为与中国的联络人为学校做出了贡献，他在医学院的地位仍旧取决于他的研究。然而，他的一个大项目（即猴子种群的研究）在中美两国都不尽如人意。他培养的几名西双版纳研究人员离了职，加入了上海的一家神经科学研究所。乔治亚的实验室需要更多资金，但面对经济下行和越来越多反对使用猴子做实验的动物保护抗议活动，实验室拿不到钱。
与此同时，钱卓在科学上的好奇心让他更加深入到头脑奥秘的研究当中。他的关注点从让他扬名立万的基因实验，转移到了智力和记忆的基本架构上。他记录了小鼠大脑中因各种创伤事件而产生的电脉冲，这些记录显示出神经元组之间的活动模式，他称之为“聚簇”（cliques）。2014年的一天，钱卓灵光一现：用一个简单的数学方程就可以描述这些聚簇是如何成为大脑计算的组成部分的，并最终能够解释大脑如何产生抽象概念和知识。钱卓将这个发现称为连接理论（Theory of Connectivity），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令他大为惊叹。
不过，将事业押在这一宏大理论上有相当大的风险。这超出了他的专业范畴，而且难以证明。果然，《自然》、《科学》和《细胞》等顶级期刊拒绝了他的论文。不过论文最终还是发表在其他经同行评审的权威期刊上。
钱卓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型影响了他的研究经费，这让学校大失所望。根据学校的数据，2009年钱卓得到了165.7981万美元的研究经费；2017年，这一数字变为53.635万美元。“（钱卓）一度经费很足，”文森特说，“后来有些经费没了。我确实记得......有人私下议论，”也有同事提醒钱卓。文森特说：“如果你不想翻车的话，还是稳扎稳打为好。”
另有一个问题可能影响到钱卓，那就是他在孔子学院的任职。尽管找到接任者后钱卓就离职了，但他短暂管理孔子学院的经历在美国政府眼里并非什么好事。当时已经有人批评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或是潜在的间谍机构。
当时奥古斯塔附近的戈登堡（Fort Gordon）正逐渐变成美国情报工作的中枢。在奥古斯塔的孔子学院开张前，戈登堡的官员就提出过反对。不仅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戈登堡有重大运作，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在2013年12月也宣布把戈登堡作为新总部。
“我们受到来自戈登堡的压力，他们担心我们和中国走得近，”前校长阿齐兹说，“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文化机构。”阿齐兹2015年辞任校长一职。
如果和戈登堡闹僵，学校承受不了代价。在学校9600名学生当中，有285名退伍和现役军人，其学费由美国政府补贴，军事和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帮助这些人适应大学生活。学校的情报和安全学硕士项目扩张迅速，这得益于学校靠近国家安全局和陆军网络司令部。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全美其他地方也和戈登堡一样响起反对声。根据全美学者协会的数据，2017年美国有超过100所孔子学院，现在已骤降至30所左右。奥古斯塔的孔子学院已于2019年关闭。至于学校和华东师大签署的友好协议，并没有下文，也没有续签。
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为研究出资的联邦机构开始审查与中国有联系的申请人。长期以来，NIH一直鼓励与中国合作，但在2016年，NIH从FBI得知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名亚裔研究人员违反规定，给其他研究人员看了他正在审批的联邦经费申请。NIH在检查经费申请后发现，其资助的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披露自己在中国高校的兼职。2018年8月，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致信各大学和学术医疗中心，告诫说经费申请者和获奖人“必须披露来自外国政府或其他外国实体的资助”。从2016年到2021年，奥古斯塔大学60%的研究经费都依赖NIH，学校不得不重视起来。
2018年3月，乔治亚医学院院长大卫·赫斯（David Hess）告诉钱卓，国土安全部在询问他频繁前往中国的情况。赫斯正式取消了钱卓的大脑研究机构并解雇了他的行政助理。此前学校已于2013年停止资助该机构。
2019年2月，赫斯把钱卓叫到办公室，朗读了一封学校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写给钱卓的信。信中写道：“最近我们注意到，你目前在中国似乎有两个职位，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学校已发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将禁止他出差或在校外工作。
赫斯还指示钱卓填写利益冲突表格，这是学校要求每年上报的。钱卓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从未填过这份表格。表格要求上报外部收入、活动和商业所有权。看起来以前并没有负责人提醒过他填写。赫斯说，填表事宜是由几个不同的部门负责的，他说大多数教职员工都会填写。
赫斯说：“如果我超速驾驶了，就算没人逮到我，我还是犯了法啊。”
钱卓说，他没收到过利益冲突表格。许多中国媒体关于他的报道中都提到过他的岗位，如果这些报道准确的话，这些岗位很可能是需要上报的。一篇报道说，他是华东师大“千人计划”的专家，也是受到资助的教授；同时，钱卓领衔开发的一种毒品筛查设备得到了中国公安部的认可，并于2017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刑警大会上展示。2018年的一篇报道说钱卓是西安一家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在学校加紧调查钱卓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其他科学家的事业也受到了冲击。2018年1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开启“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来打击经济间谍活动。自那以后，司法部已经对至少25名并非受雇于工业界的研究人员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大部分人在大学工作，他们被指控对在中国获得的未上报的收入和岗位进行欺诈或虚假陈述。
其中一些案子已经分崩离析，有人批评说这场行动和种族归纳（racial profiling）没有什么两样。7月，拜登当局撤销了针对五名中国访问学者的指控，他们此前被控隐瞒了与中国军队的联系。去年，针对前田纳西大学诺克斯韦尔分校纳米技术教授胡安明（Anming Hu）的一场诉讼以陪审团无法达成共识而告终，胡安明被指控对美国宇航局（NASA）隐瞒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兼职教职；美国司法部随后寻求重审。9月，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宣布他无罪。托马斯·瓦兰（Thomas Varlan）法官裁定，胡安明无意欺骗宇航局（美国国会限制宇航局资助与中国的合作），并且“没有证据显示宇航局最终做成的研究和它原本想做的有所出入”。田纳西大学随后提出重新聘用胡安明。
上周媒体报道联邦检察官将撤销针对MIT工程学教授陈刚（Gang Chen）的指控，此前他被控隐瞒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参与中国政府的人才招聘计划一事。这是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遭受的又一挫折。不过司法部在去年12月曾攻下一城：联邦陪审团裁定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在参与“千人计划”的问题上撒谎。利伯的律师表示将上诉。
这些刑事案件吸引了大部分媒体的关注，但资助学术研究的联邦机构和大学本身的行动实际上影响了更多教授。2021年4月，NIH的院外研究部门副主任迈克尔·劳尔（Michael Lauer）对国会表示，已有100多名科学家被从“NIH的体系”中剔除。
截至11月，NIH向各机构表达了对228名科学家的关切，这些科学家可能存在受外国干预的问题。其中有191人（即84%）被发现存在“严重违规”；有141人（超过60%）不能再接受NIH的资金，其中90人被解雇或辞职。只有11人（5%）被证明是清白的。在这228人里，超过四分之三自我认同为亚裔；中国是210个案件的“有关国家”（92%）。源自于NIH的案子占到近一半，大学自行披露的占近30%，其余案例是由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转交的。
劳尔对ProPublica表示，NIH不歧视华裔学者。他说，之所以大多数NIH的案子都涉及在中国出生的科学家，是因为中国积极采取行动引进人才（比如“千人计划”），给外籍人士提供慷慨的补贴、顶尖的实验室以及其他激励措施，来吸引他们到中国大学进行全职或兼职工作。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千人计划”让中国大学对在美国创造的发明拥有了“至少部分权利”，同时还可能要求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对在中国的工作保密。在NIH指出的228名科学家中，有124人（54%）据称没有披露来自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资金。
尽管一些高校和亚裔美国人权益组织提出了异议，但劳尔预计与中国相关的利益冲突将会继续。他说：“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没有任何变化，从特朗普到拜登，我们也没看到任何改变。”他表示，国会两党都鼓励NIH积极采取行动。有立法草案建议限制受到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人参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
劳尔不愿讨论具体的学者。不过，他承认其中许多人之所以被NIH注意到，是因为他们非但没有隐瞒受到中方支持，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注明了这一点。劳尔说：“这其实是写在他们的学术论文里的，但美国的学校没注意到。”
劳尔坚称，NIH仍然鼓励国际合作，他说：“合作和欺骗之间是有区别的。”
而一些在中国出生的教授并不认为NIH能意识到这种区别。去年10月的一个早晨，在乔治亚医学院的大厅里，一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感慨（美国的）打压行动。“我们无能为力，”她喟叹道，“无能为力。我是很保守的人，循规蹈矩，我在中国没有任何合作。”
她说，她的实验室里仍然有中国的研究人员——至少目前还有。她说：“每个人都很害怕。美国不再欢迎他们了。”她说，如果这些人离开，将是美国科学界的损失。“大部分中国学生都非常努力工作。无论你有多么棒的创意，你都需要优秀的人才。”
教职员工对钱卓的评价不一。“钱卓的遭遇很可怕，这说明了这里的气氛，”有人说，“如果他们能把像他这样的人挤走，那又会怎么对待我呢？”也有人说，钱卓对调查颇有微辞，对行政人员“横加指责”，害了他自己。
钱卓并非是乔治亚医学院唯一与中国有联系的神经科学家。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达雷尔·布莱恩（Darrell Brann）教授也同意参与中国的一项人才招募，名为“河北省外专百人计划”；作为华北理工大学的特聘教授，他获得了约7万美元的“科研及安家费资助基金”。布莱恩在交给奥古斯塔的利益冲突表格中报告，他2017年和2018年从华北理工大学得到了3.65万美元。
钱卓在诉讼中表示，学校没有对身为白人的布莱恩教授参与中国人才计划发起调查，表明学校是针对钱卓的亚裔身份进行种族歧视。学校在一份法律文书中回应称：“布莱恩不是利益冲突调查的对象，因为这样的调查是没有必要的。”
布莱恩拒绝置评。但一位他身边的人讲述了他的情况：布莱恩在奥古斯塔的实验室里有一名博士后研究员，帮助布莱恩和自己以前在华北理工大学的导师取得了联系。建立关系后，华北理工大学最终邀请布莱恩管理一个重要的实验室。布莱恩不愿承担这一更大的责任，于是在收到全部7万美元之前就结束了合作关系。
院长赫斯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挂着医学院历任院长的油画像，一直追溯到留着大胡子的刘易斯·福特（Lewis Ford），他后来在邦联军队中担任过外科医生。作为钱卓诉讼中的被告之一，赫斯不愿谈及钱卓和这个案子。但他还是对布莱恩表达了支持：“我确定他遵守了规则。”
赫斯承认，NIH对与中国合作已经改变了态度，而医学院的成败与NIH的资助息息相关：“如果没了这些资金......我们就必须另想办法。”但他补充道，因为学校依赖NIH，所以不会歧视华裔研究人员——学校有三分之一的NIH资金都是华裔研究人员带来的。
“我向你保证，我们没有针对美国华裔科学家的歧视，”赫斯说，“除非我们疯了才会这么做。他们是非常能干的。”
面对越来越多的指控，钱卓一概否认，表示从未隐瞒过从中国获得的收入。他说，学校调查人员所说的那些岗位要么是没有报酬的，要么是中国媒体的猜测，或者是在他的“国际大脑解码项目”下的合作关系（这是他的另一个创意）。至于参与“千人计划”一事，他承认自己拿了头衔，但表示没有拿钱。他对学校说：“我没有从中获取针对我个人的资助或是人才研究资金。”他说，2011年前后，云南的一所大学代表他申请了“千人计划”，并邀请他去做三个月的访学教授。他没有接受这个岗位，并把资金安排给了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他的辩解富有成效。2019年12月，奥古斯塔公布了有关钱卓案的最终报告，承认学校无法证实钱卓接受了中方的资金。在那一个月前，钱卓已从学校辞职。在2016年7月1日到2019年1月31日之间，钱卓12次前往中国，累计228天。学校表示，钱卓频繁赴华影响了他的研究经费和工作效率，但也承认医学院批准了他出行。
针对钱卓问题的焦点是他在中国的六项专利。这些专利的发明人一栏中列有钱卓的中文名字。专利是在未经奥古斯塔批准的情况下于2011年至2015年期间提交的。学校的创新商业化办公室和学校咨询的一名外聘专利律师发现，这些专利与钱卓在奥古斯塔的研究“相同或是其衍生品”；他很可能“参与了中国的专利申请并提供了必要信息”。奥古斯塔作为钱卓的雇主是这些研究的所有者或共同所有者，而学校并未被告知相关研究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因此钱卓的行为可能构成知识产权盗窃。报告总结道，即便钱卓没有请辞，他也会被辞退。
这些专利涉及一种远程测量成像心脏和呼吸速度变化的技术，无需安装传感器。这项技术是钱卓实验室里名叫李孟和赵芳的研究人员在他的指导下开发的，资金支持来自乔治亚研究联盟，是小鼠记忆研究的一部分，钱卓希望了解小鼠能够在多长时间内记住创伤性事件，比如坠落或是被装在罐子里摇晃。这项技术在美国获得了专利，列出的发明人是钱卓、赵芳和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院主任钱奕。 奥古斯塔大学和西双版纳研究院共同拥有这项美国专利。
而中国的专利并没有提到乔治亚医学院。西双版纳大渡云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拥有六项专利，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院共同拥有五项。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也是专利的共同拥有者，他们对这项研究感兴趣是因为它能够识别生理率，这项技术可以用于改进测谎仪。
和钱卓一样，赵芳被中国这六项专利列为发明人。她的丈夫李孟被列入了其中五项。到2019年奥古斯塔调查钱卓时，两人已经离开了他的实验室到哈佛大学工作了。一天，两名FBI人员来到他们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公寓，与他们谈了45分钟话，内容主要是关于钱卓的。特工礼貌地询问了钱卓到访中国的情况，重点是专利问题。他们问：专利是他自己申请的吗？是否已将专利商业化？他的中文名字是钱卓吗？
“我们对了解的部分一一作答，”赵芳在邮件中写道，“但这件事让我们感到不快。”
美国司法部拒绝对钱卓之事表态，称不会讨论正在进行中的调查，亦不会承认或否认是否有调查在进行。
钱卓说他没有参与申请中国的专利。他给奥古斯塔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答复，说中国的机构“根据其自身的工作和资源”申请了专利，“在他们申请专利之前，并没有人正式要我提供书面同意，我也没有机会阅读他们的申请材料。”
他写道，专利的共同发明人是在中国或利用自己的时间完成大部分研究的，而他的贡献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非必要的一般性意见”。
他说，如果他参与了专利申请，就不会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因为他在成为美国公民时已将名字改成约瑟夫·Z·钱（Joseph Z. Tsien），他原本的中文名在法律上已经失效了。他表示，其他发明者将他列入专利，是为了感谢他“在中国的社交场合上介绍他们认识”，或者是出于对他科学家地位的尊重。他还给ProPublica出示了一封“声明信”，作者是中国一家处理专利申请的律师事务所。信中写道：“我们没有收到由Joseph Tsien或Qian Zhuo签名的任何文件。”
近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从地方一级开始，政府经常以津贴或晋升来奖励申请人。这些奖励措施有可能促使西双版纳的机构或共同发明人在钱卓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专利。
但是在钱卓给学校的回复中，有一个不起眼的段落让他的辩护显得不那么有力。他写道，其他发明人中有一位是他的妹妹钱奕（Yi Qian），并且他的妹妹、母亲和岳母都是西双版纳大渡云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伙人，李孟和赵芳也是。钱卓写道，公司“管理着有机茶园，提供茶叶、中药产品、健康/保健和化妆品”。这就令人疑惑：这家公司为什么会成为心率研究专利的共同拥有者？
钱卓曾对ProPublica说他有一个妹妹，但并未提到两人曾一起工作或共享专利。他在几个月前写道：“我妹妹大部分时间和我父母住在云南省，那里的天气......更适合老年人，她还在那里管理她的有机茶园。”后来他补充道，她学习过机械工程，“帮助我们将远程测量的对象范围”从小鼠扩大到鱼、猪、象和中国刚出生的婴儿。钱奕没有回复置评请求。远程测量婴儿是通过视频完成的，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技术。
钱卓妹妹和母亲是一家共同拥有他中国专利的公司的合伙人，这似乎与他给奥古斯塔的另一个答复有所出入。2019年，赫斯要求钱卓填写利益冲突表格，表格问，是否有直系亲属是与本人的“职责”（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ies）相关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所有者。他勾选了“没有”。
钱卓的一位共同发明人给出了不同答案。赵芳在回复ProPublica的邮件中写道，对于这些中国专利的申请，钱卓不仅知情，而且是他发起的。她写道：“我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时，（钱卓）让我为他准备技术报告。”她还说，是钱卓请自己的妹妹申请中国专利的。至于专利上为什么写着钱卓的中文名，赵芳说，钱卓在中国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赵芳说，她和李孟并不知道钱卓没有把这些中国专利报告给奥古斯塔大学。她表示，钱卓“告诉我们这是奥古斯塔大学允许的正常学术合作活动”。
赵芳还说，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院是由钱卓、他妹妹和母亲管理的私人机构。这就引人质疑钱卓和“千人计划”的关系。钱卓说，他拒绝了“千人计划”的资助，并将相关资金安排给了这家研究院。但如果这是由他的家人管理的机构，那他和家人就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从这笔资金中获益。
中国的记录和媒体报道显示，三家西双版纳的机构都是在同一时期建立的，并且都与钱卓和他的家庭有关。大渡云海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约为70万美元。西双版纳灵长类模式动物中心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本约为150万美元——这与钱卓所说的这是一个有40年历史的机构并不相符。中心拥有大渡云海20%的股份，似乎还是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院的前身，后者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为200多万美元。
中国的一项法律诉讼指，这些西双版纳的实体互相联系紧密，并且都与钱卓有关。一家建筑公司起诉了大渡云海、生物医学研究院、钱卓本人（值得注意的是，诉讼用的是钱卓的中文名字）和他的妹妹，称他们一项220万美元的合同中有约80万美元没有付款。根据诉讼文件，大渡云海和研究院的人员和财务均混同，并且钱卓是“实际控制人和投资人”。被告以缺乏资金为由要求宽限时间来结账，但有一部分欠款一直未支付。2019年，当地法官将案件转移到另一个法院，后者的记录无法获得，因此该案的情况和结果尚不清楚。
除了西双版纳的机构外，钱卓还通过其它方式从专利中获利。2018年12月，他和妹妹提议在云南玉溪建立一个“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玉溪有260万人口，距离西双版纳车程约5小时。中心的产品将包括远程毒品筛查设备，这涵盖在那六项中国专利的一项之中。玉溪政府网站上的会议记录显示，钱卓（同样用的是中文名）是西双版纳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他的妹妹钱奕是副院长。玉溪政府同意开展项目，由钱奕担任其中一个工作组的副组长。
钱卓尽力解释了这些新发现的信息。他承认自己并未从一开始就和盘托出，但他仍旧和西双版纳的机构以及他们共同拥有的中国专利保持距离。
例如，钱卓说大渡云海是“我的几个亲戚建立的”，但他本人并没有出钱。他说他妹妹曾在国有企业华润集团工作，在管理茶园之前当过企业家，赚够了钱来帮助创办大渡云海。“我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家里很穷，”他说，“现在大家的生活似乎都好了很多。”
他说，西双版纳灵长类模式动物中心的起源确实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期，但政府曾计划关闭中心、开发房地产。“那时候很混乱，我希望能够继续进行灵长类动物研究。”在乔治亚研究联盟和当地政府的资助下，中心再次建立起来。随后政府将其扩展为生物医学研究院。钱卓说，研究院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由公共和私人资金支持。他说，他把“千人计划”的津贴捐出来建了新楼，如会议厅和食堂；而他本人并未从中获利。
在前文提到的诉讼当中，原告建筑公司称大渡云海和研究院之间的人员和财务混同、而且钱卓是两个机构的控制人，钱卓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把我的名字放上去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美国人，觉得我有钱。”他说，建筑公司没有得到全额付款是因为它“哄抬价格”，而法院已经驳回了这一过高的金额，案子快要解决了。
钱卓承认，这起诉讼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文件（比如专利）都用了他的中文名。“在中国人人都用我的中文名，”他说，“我已经不再去纠正他们了。”
钱卓说，他知道李孟和赵芳希望申请专利。他说自己提醒过他们必须遵守奥古斯塔大学的规定，不能用他的实验室做相关工作。“我对他们说‘这条底线必须遵守’。”他说两人听从了他的建议。钱卓说，那些中国专利受到审查后，赵芳和李孟作为大渡云海的合伙人“可能试图转移责任，这很遗憾”。赵芳对此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他还说，不记得是否曾请他妹妹提交专利申请。接着补充道：“各种原因都有。”（”It was a combination.”）
钱卓坚称，他没有将这些专利商业化的愿望。当被问到在玉溪修建研究中心将毒品筛查的发明投入开发的提议时，他叹了口气，说：“如果这也算是我想要商业化，那好吧，算我尝试过商业化吧。”他说，玉溪当地毒品成瘾问题严重，是建立中心的好选择，但中心最终没能建起来。
钱卓在上海住在华东师大近20年前提供给他的公寓里，他的小儿子和妹妹的孩子与他一起生活。小儿子在一家产品设计公司工作，侄女供职于一家传媒制作公司；侄子在这里就读的中学比云南的学校要好（钱卓的妹妹钱奕生活在云南）。钱卓家里还养着两只德国牧羊犬，名叫麦克斯和杜克。
他有两年多没见过妻子和小女儿了。因为他本来计划只走一个月（还买了往返机票），她们就留在了乔治亚。他说三个人每天都会通过微信视频通话。“有时候我会扮成大象，戴个牛仔帽，逗女儿开心。”他大儿子在美国读计算机科学研究生，两人每周联络。
由于钱卓不愿意回美国，他在奥古斯塔联邦地区法院的诉讼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新冠疫情后远程取证（deposition）已经变得普遍，但奥古斯塔大学辩称应该让钱卓本人到场。11月12日，一名法官裁定“逃避逮捕不属于寻求豁免的合理依据”，并要求钱卓必须到场接受取证。
困在中国的钱卓有不少时间思索自己在美国的浮沉。
“美国就像一个宝藏般的热带雨林，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生物，”他说，“你只需要对付一下路上的蚊子和蛇，就可以体会它的壮丽。”
让人意外的是，尽管钱卓过去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过许多职，但他现在不再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了。他说：“确实有许多人请我去做研讨会，但我大都拒绝了，因为我更希望在过去的学术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之间划个界限，这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人可以活两次。”
现在，他是上海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制造自动驾驶汽车，汽车的算法和硬件是由大脑计算启发的。就像他创造了聪明小鼠一样，他希望通过制造更聪明的汽车来证明他关于人类智能基础的连接理论。
不过他离开学术界的可能也并非完全是他主动选择的。他的一位好朋友说，钱卓在普林斯顿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曾藐视其他地位不如他的中国学者。现在，那些不满意他居高临下态度的学者们成了中国高校里掌权的人，他们无意帮助钱卓重振事业。
“他在两个国家都没留好后路，”他的朋友说，“我觉得这很不幸。”
